道家能治国吗？道家治国具有可行性吗？

艾美人体工学

因为各种原因，许多人认为，道家是一种出世的学说，重点是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而不是对现实的建构，所以在治国方面，既不能与儒墨名法一决高下，更不能与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宪政主义民族主义等相提并论，即使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一时，也不过是临时的急救措施，无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观点如此流行，以至于我们百度“道家出世”词条，可以搜索到相关结果约2，600，000个，在谷歌学术搜索中输入“道家出世”词条，差不多会找到约2，830条结果。而如果百度“道家治国”词条，可找到相关结果约2，740，000个，在谷歌学术搜索中输入“道家治国”词条，可找到结果约2，900条。由此可见，认为道家出世不适宜治国的观点非常流行，几乎和道家可以治国的观点旗鼓相当。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现在我就道家治国的现实可能性、道家治国的目标、道家治国的策略和手段、道家治国的效果、违背道家治国原则的危害以及道家治国的前途分别加以论述，来证明道家治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值得我们追求的。
　　一、道家治国的现实可能性
　　很多人之所以认为道家不能治国，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道家的代表人物就是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主张无为自化，逍遥处世，远离现实政治，有隐逸和出世的倾向，无法适应复杂的现实世界，所以不是理想的治国理论。其实这种说法对道家和老庄的理解都狭隘化了。首先，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其它诸子百家一样，都起源于春秋战国。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诸子百家思考的都是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的问题，作为当时很有影响的思想流派，道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即使出世倾向最显著的庄子，也曾经讲过一大堆治国的道理。正像汉初学者司马谈所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我们怎么能把道家单单摘出来，把它归到出世的行列中去呢？其次，从道家的来源来看，很多人认为道家学者来自隐者，但是，汉代学者刘向在《汉书·艺文志》中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历史上，确有许多道家学者出自史官，如老子、太史儋、司马淡等人。可见，道家的来源至少有史官和隐士两个渠道（其实还有一些出自王侯和其他官吏，如魏牟、关尹、刘安、吕不韦等）。其中史官一系总结了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自然关注的多是安邦治国之道。决不可因为曾有隐士加入道家，就把道家的其它来源掩盖了；第三、道家不仅仅以老庄为代表，它还包括黄老学派、杨朱学派两个派别，这三个派别都对如何治国有一整套理论，尤其是黄老道家，直接以治国安邦为己任，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把学术和现实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并在治国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至于老庄派和杨朱派，虽然不直接以治国安邦为己任，但他们一个开创了政治不服从的传统，一个开创了个人主义的传统，而政治不服从和个人主义，都是构建现代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精神；第四，春秋战国时期，虽然道家三个派别均已出现，但道家这个词当时并不存在，直到西汉前期，史家司马谈才首次对其进行了命名，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显然，他这里所指的道家基本上就是主要以治国安邦为己任的黄老道家；第四，从道家的发展历史来看，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虽然老庄派、杨朱派都有一定的影响，但真正唱主角的，还是讲究经世致用安邦治国的黄老派，在春秋战国乃至后来的两汉时期，黄老派不但是道家学派中的正统，而且在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在战国晚期甚至形成了“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当时，不但出现了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彭蒙、宋磝、尹文、太史儋等许多著名的黄老学者，而且还有《管子》、《鹗冠子》、《吕氏春秋》、《文子》、《黄帝帛书》、《杂黄帝》等一系列讨论治国理论的辉煌巨著问世，根据汉代学者刘向在《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到了汉朝时期，道家共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虽然比儒家“五十家”少了17家，但又比儒家的“八百三十六篇”多了127篇，而且《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书籍，多是依托上古圣君名相，讨论治国安邦之道的，比起儒家，可以说入世更深更近，只是后来，汉武帝“独尊儒家”，入世的黄老派才逐渐衰败，人才大量流失，著作大多亡佚（《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书籍留存至今的不到15%），到魏晋玄学兴起，老庄派取代黄老派成为道家正统，加上后来道教（道教一开始也是入世的）处处模仿出世的佛教，才让许多人误认为道家不问世事，只求内心超越，具有隐逸和出世的特点；最后，从道家治国的实践来看，不管是齐威王治下的齐国还是吕不韦执政时期的秦国，以及后来的文景之治，道家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即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因为统治者的无为而治仅限于经济和文化），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二、道家社会理想和治国目标
　　既然道家治国是可能的，那么它的社会理想和治国目标又是什么呢？这些社会理想和治国目标有没有可行性呢？考虑到道家的社会理想和治国目标经常存在背离的情况，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先来看老庄派的社会理想。老子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小邦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以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后来庄子全盘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显然，这种思想是以原始社会的那种蒙昧状态为蓝本的，所以后来受到了司马迁的批判，认为这种社会理想“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是要民众闭目塞听，既有违人性，也有违道家无为而治的原则，没有多少可行性。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社会理想经陶渊明改造，就成了除儒家大同社会外，中国人最向往的理想社会——桃花源。虽然其中也有很多空想成分，但和大同社会不同，桃花源毕竟真实存在过，而且非常类似于现代美国的源头——五月花号船公社，是一个完全的“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民众自治社会，除了不具有开放性之外，其它方面和现代社会并无所悖。而且这种社会理想和老子的小邦寡民庄子的至德之世一样，不乏联邦自治、虚君共和、生态和谐等现代社会的因子。即使撇开这种社会理想和治国目标的现代价值，单论其封闭和蒙昧的特点，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民国初年的新疆总督杨增新，就是通过一系列非常手段，有意维持新疆的封闭和蒙昧，使得民国初年的新疆，摒除了内地革命风潮的冲击，在险象环生的境况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维持了一方安宁，正像杨增新本人所说：“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疆有桃源胜境，祖率南回北维，浑噩长为太古氏”。
　　也许是流传的过程中多次增删的缘故，也许是为了向现实社会妥协的缘故，和过于高蹈的社会理想不同，老庄派的治国目标更加契合实际，比如庄子的治国目标，则是“典法无更，偏令无出”、“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列士坏植散群，长官者不成德，螤斛不敢入于四境......诸侯无二心”，民众休养生息，“老弱孤寡......皆有以养”，显然这些治国目标比起他们的社会理想，要务实的多。如果把这些治国目标和黄老派的治国目标和社会理想加以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文子》和《淮南子》都曾借黄帝之治，说明了自己的治国目标，其中《文子》说：“昔黄帝之治天下，调日月之行、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明上下，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民保民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市不豫贾。故于此时，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丰昌，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邻。”而《淮南子》则说：“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节器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孰；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阜；诸侯之国莫不献其贡职”，另一个儒道会通的西汉学者陆贾，则认为理想的社会和治国目标是“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如果剔除其中的神话色彩和少数夸张成分，显然，他们的治国目标和老庄派基本一致，都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以此目标作为评判标准，老子还对各种治国境界进行了评判，他认为，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太上，下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其次是“亲而誉之”，再其次“畏之”，最差的是“侮之”；深受黄老思想影响的司马迁则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治国应“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同时，在批驳老子小邦寡民思想和总结黄老思想的基础上，司马迁提出，治国的最高目标是“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样无须“政教发征期会”，就能形成“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的社会秩序，而且这种社会秩序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这不禁令人想起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一千多年后，否定儒家君子之治推崇道家至人之治的明代学者李贽，在自己执政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司马迁几乎一样的主张，他认为“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君子之治，本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顺于民。”所以“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各从所好，各骋所长”，自由竞争的社会，才是治国的最高目标。而这和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应该没有什么两样。
　　除此之外，黄老道家著作《吕氏春秋》和《鹖冠子》还分别提出了“公天下”和“四海一家”的社会理想，而明清启蒙学者傅山则提出了“匹夫贱民平治天下”的主张，也极具现代意义。
　　三、道家治国的策略和手段
　　很多人认为，道家治国的策略和手段，无非就是那个不切实际神秘叨叨的“无为而治”，事实上，“无为而治”只是“反其道而用之”，而且也正因为是“反其道而用之”，所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而道家的其他治国策略和手段，被人们忽视了。其实，即使不以治国为己任主要致力于超越和批判的老庄派，根据司马迁的总结，其治国策略和手段也并非单一的“无为而治”，而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即包括“清静无为”和“自化自正”两种治国手段，其中清净就是不折腾或者少折腾，无为就是不干预或者少干预，另外，老子的“无为”还有“为无为”的含义在里头，什么是“为无为”呢？根据老子“为学日增为道日损”、“辅万物自然而不敢为”、“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说法，并联系到现实政治，所谓的“为无为”，就是通过宽刑简政放开搞活等手段，不断对公权力进行自我约束，最后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至于自化自正，在老子眼中，它是自宾，自均，自化，自定，自正，自富，自朴等的总称，即通过万民的自为自治，形成某种健康的自然的社会秩序。这和现代自组织化理论不谋而合，而与儒家的教化法家的被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然，“清静无为”和“自化自正”这两种治国手段合起来，就是“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正像《吕氏春秋》所说：“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事，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而这一切又和奥地利学派的自然秩序理论极为相似，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1966年9月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而深受英国自由主义影响的晚清学者严复也曾反复强调：“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治国宜顺自然，听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
　　黄老派的治国策略和手段，除了“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外，还有“因循”、“杂采”、“法术势”等。其中“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在黄老派那里被改造为“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虚静之术，因此也有了更强的主动性，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宽刑简政休养生息以及君无为臣有为的一整套治国方案，集中反映了中华政治文化的精华；至于黄老道家治国的核心策略和手段——“因循”，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曾在自己的著作《慎子·因循》中下过明确的定义：“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管子》中对此说得更具体：“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自用则不虚，不虚则仵于物矣；变化则为生，为生则乱矣。故道贵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之象形、响之象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而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对“因循”的全面概括对我们精当地把握其内涵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这些古人的说法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普遍都认为万物和万民都是自为的，因循就是不违背万物和万民的本性，随着万物和万民的自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靠万物和万民的自化无为而无不为；联想到王弼“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的说法，应该说，因循不过是道法自然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因循守旧，而在黄老道家的治国实践中，因循表现为因俗简礼，尊重人性。关于黄老道家的“杂采”，《吕氏春秋·用众》也有明确地说明：“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司马谈认为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以才能无为无不为。也就是说，黄老道家治国，力图超出门户之见，取长补短、“集腋成袭”、兼容并包。所以很多道家著作都被后人列入杂家的行列，不过黄老道家的“杂采”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始终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正如胡适所说：“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至于黄老道家的“法、术、势”等治国策略和手段，虽然后来成为了君主专制的手段，但它们本身是中性的，君主可用，民众也一样可用，尤其是今天，法术势已经不是君主的专利，而是民众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必备工具。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早在战国初期，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黄老道家就确立了“道生法”的原则，不但说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来源，而且为道家思想治理国家铺平了道路，比如《黄老帛书》中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法立而弗敢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后来，慎到等人继续在这一领域耕耘，以致于后世的学者以道法家来称呼他们；战国后期，鹗冠子等人又对立法问题进行探索，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而黄老道家的这些观点，又都被当时的法家所吸收和借鉴，成为秦国崛起和统一全国的指导思想。但是，法家强调依法治国，仅仅是把法律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而“道生法”的理念，则被他们架空和悬置起来，以致于恶法横行，民怨沸腾，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者认真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重新启用黄老道家治国。他们一面全盘接受前朝的法律制度，并任用循吏来严格执行这些制度，坚持了依法治国的原则；另一面又回到了“道生法”的立场，不断用道的原则修正前朝的法律，宽刑简政、休养生息，终于造就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盛世——文景之治。后来，黄老道家巨著——《淮南子》在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法籍礼仪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而这就直接触及到了现代社会的灵魂——宪政，近代中国著名学者胡适本人对《淮南子》也极为欣赏，他认为《淮南子》中蕴含有“虚君的共和主义原则”和“众智众力的民治主义原则”。
　　最后再来看杨朱的治国手段和策略，根据古代典籍记载，杨朱的治国手段和策略主要是“为我”，具体含义是“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一毛不拔，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似乎有一点西方学者笔下的经济理性人的特征，但又不完全一样，至少它比大公无私治理天下更务实一些，而且，根据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即使多个企业进行囚徒困境博弈，也能自化出抱团取暖互相合作的秩序来，而且这种类型计算机模拟与现实社会并无不同，这说明杨朱的“为我”完全能行得通。
　　四、道家治国的案例和效果
　　1、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后，因功封于齐，被后世称为姜齐。姜太公到任后，没有强行推行姬周文化，也没有强行推行重农政策，而是因俗简礼，听民自化，结果把一片盐碱地的齐国打造成了数一数二的强国，后来黄老道家的一部巨著便以《太公》命名（已经佚失），而邻近的鲁国强行推行周礼，造成了大规模的叛乱，三年后才在周天子和齐国的帮助下镇压下去，但从此埋下了鲁国衰落的的病根。到了战国时期，权臣田氏取代姜太公后裔成为齐国国主，后人称之为“田齐”。因为田氏原为陈国公族，与道家创始人老子一样同为陈国贵族，而陈姓乃黄帝之后，姜齐则是炎帝之后，为了给自己的篡权行为正名，减轻政权更迭造成的震荡，田氏便大张旗鼓地宣扬黄帝代替炎帝的历史传说，来表明田氏代齐的合理性。同时田氏顺应齐国的治理传统和民俗民气，以“清静”“因循”、“杂采”为核心的黄老学说作为治国思想，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田氏进一步创建了“稷下学宫”，以延揽各国人才，并为其治国实践提供咨询服务，于是诸子百家蜂拥而来，学术思想空前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百家争鸣”的景象。黄老学者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家学派思想，并杂采其他学派思想精髓，形成了以道家为灵魂兼容并包的稷下黄老思想，并一度成为稷下学宫中的主流学派。当时，不但出现了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彭蒙、宋钘、尹文、太史儋等许多著名的黄老学者，而且还有《管子》、《蜎子》、《接子》、《田子》、《黄帝君臣》、《杂黄帝》等一系列的著作问世，远非其他学派能比，所以蒙文通先生有“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说法。与此同时，齐国民富国强，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数一数二的强国，据《战国策》所说，当时“国富而民用，将武而兵强”、“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苏秦路过齐国时，曾记载：“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气扬。”而山东淄博地区现存的田齐王陵，也为这些记载提供了文物上的佐证，这些陵墓是田齐的六君王墓，墓冢东西排列，绵延相连，封冢高耸，气势雄伟，状若山丘。考古勘探知，在四王冢和二王冢的周围，分布着有封的大墓30座，探出无封的大墓74座，小型墓葬300余座；大型墓葬的面积一般在400平方米左右，最大者有2000平方米，墓葬形制以“甲”字型居多。仅四王冢正北600米见方范围内就探出大墓25座，且分布有序，它们应是齐王近臣及仆人的陪葬墓。于此证明四王冢和二王冢周围分布着方圆4-5000平方米的陪葬墓区。此陵虽未正式挖掘，但据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岗，一所二坟。晋永田齐王陵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得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缯彩、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此文中的齐桓公非春秋时期的公子小白，而是稷下学宫的创始人——田齐时的齐桓公田午，这时还未到威宣盛世之时，但当时齐国的强盛也可见一斑。
　　2、西汉文景之治。秦人统一中国后，由于历史的惯性，继续奉行严酷的法家思想，法家虽然强调依法治国，但仅仅是把法律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而黄老道家“道生法”的理念，则被他们架空和悬置起来，以致于无道之法横行，民怨沸腾，最终导致秦朝二世而亡，西汉建立后，基于历史教训，统治者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治国策略，同时，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楚汉之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迫切需要通过休养生息来恢复社会生机，另外，当时天子、诸侯、军功阶层三权分立，天子无法独断专行，使得道家清静无为的治国策略受到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丞相曹一参从稷下黄老学派的发源地——齐地，找到了黄老思想的星火，并将其引向全国，成为了当时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面对严峻的形势，他们一面全盘接受前朝的法律制度，并任用循吏来严格执行这些制度，坚持了依法治国的原则；另一面又回到了依道生法的立场，不断用道的原则修正前朝的法律，宽刑简政、休养生息，终于造就了一个前所有为的盛世——文景之治。关于这个盛世，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对此有生动地描述，他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经济如此繁盛，民众如此自由（私人也可以自由发行货币），司马迁还空前绝后地讨论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的精神。同时，由于统治者采取了黄老道家清静无为兼容并包的政策，使得整个国家的思想界开始活跃起来，儒墨名法阴阳等诸子百家重新兴起，百家争鸣的局面重新形成，此时，儒家有郦食其、陆贾、叔孙通、贾谊、辕固生、董仲舒等人物，纵横家有郦食其、枚乘、主父偃等人物，阴阳家有张苍、公孙臣等人物，法家有晁错、韩安国等，道家则有盖公、曹参、黄生、司马淡等人。他们互相辩难，同时又吸收对方思想，使得思想界出现了融合的景象，在此基础上，不但旧有典籍不断发现，而且还出现了《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包罗万象的思想历史巨著。其次，整个国家的文化艺术也开始繁荣，除了京城，还形成了以淮南国、梁国等代表的文化艺术中心，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曾说：“（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传《易》者有丁宽，以授田王孙，田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学。又有羊胜，公孙诡，韩安国，各以辩智著称。吴败，吴客又皆游梁；司马相如亦尝游梁，皆词赋高手，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以《汉书》记载为限，见于《儒林传》而出身于“梁”的学者，就有梁国人丁宽、项生、焦延寿、陈翁生、戴德、戴圣、桥仁、杨荣、周庆，梁国砀人田王孙、鲁赐等。可见这一地区文化积累之丰足，学术滋养之醇厚。因此后人多以“梁苑”作为历史文化胜迹的典型。而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墓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其中五百多件各种漆器，制作精致，纹饰华丽，光泽如新。珍贵的是一号墓的大量丝织品，保护完好。品种众多，有绢、绮、罗、纱、锦等。有一件素纱襌衣，轻若烟雾，薄如蝉翼，该衣长1.28米，且有长袖，重量仅49克，织造技巧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出土的帛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描写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作品。还有彩俑、乐器、兵器、印章、帛书等珍品。而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共有28种，计十二万余字，其中的《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这些珍贵文物充分证明了文景之治的盛况。
　　3、杨增新治疆。杨增新(1864—1928）字鼎臣，号荩臣，云南蒙自县莫别村人，清光绪十四年进士。清末历任甘肃中卫、谓源、平远知县，河州知州；新疆陆军学堂总办、阿克苏道尹、镇迪道尹兼提法使等职。他于1894年担任河州知州时，“河湟事变”刚被清廷重兵镇压下去，局势还不稳定；河州民生凋蔽、田园荒芜。杨增新亲督兵丁一面稳定局势，一面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又冒着违反朝廷禁令之罪名，减免百姓的赋税，使社会形势逐渐稳定。接着他又捐出他的俸禄，重修了久已废弃的风林书院，增设了龙泉、爱莲书院，并延聘名师任教。使河州地区数年间人才辈出，文化大兴。杨增新也因此声誉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颂其德。民国初年，中央历来援助新疆的协响断绝，革命党人和少数民族中的不轨之徒不断闹事，阿勒泰地区准备仿效外蒙独立，苏联红白两军的战乱祸及新疆，杨增新以道家思想治疆，因势利导，宽刑简政，保境安民，休养生息，不但维护了中国的统一，还把新疆建设成了当时的桃花源，同时，杨增新指派矿务督办到陕西延长油厂学习后在独子山开采石油，又派道尹李溶到北京、天津等地考察纺织业后创建新疆模范羊毛纺织厂，民国9年在迪化创建无线电台和兴办哈蒙学校，12年又创办俄文法政学校，14年在迪化创办军民纺织公司，包尔汉和格米林肯创办汽车公司，制造出第一台新疆汽车，修筑了迪塔、迪吐等公路，几年间，先后开凿阿克苏、莎车等十几条水渠数百公里，开垦天山南北绿州农田数十万亩。经过发展经济、惩治贪污、裁减军费，全省财政金融收支日趋平衡，为新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美国探险家拉德摩尔在《中国边疆》评价杨增新时说：“辛亥革命后，新疆政权落在一个很有经验的中国官员手里，他善于平衡当地各个民族间的力量，使新疆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后来他与苏联签定了通商协定，有效地抗衡了英帝国势力在新疆的拓展。”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评价杨增新是“差不多是过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代表者，具有高度的中国伟大的旧道德、傲气和爱国心。他唯一的梦想是中国的统一。”至今新疆各族民众还在怀念这位伟大的杨将军，在塔里木最感人的场面之一，就是各民族的古稀老人们一提到“老将军”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爱戴、怀念之情。
　　4、里根治国。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各国经典名著中，被译成外国文字的，除了《圣经》就是《道德经》的外文版本最多，在Google网站上，检索到的Taoism（天道思想，天道思想）比“naturallaw”（自然法）条目还要多。老子的天道思想不仅被看作是中国人的精神财富，更被看成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最早的自由先声。英美古典自由主义者多数认为，老子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不谋而合。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名句：“治大国，若烹小鲜”，当时的美国内困于经济低迷，外厄于赤色强敌和伊朗人质事件，国力大减，国威大衰，人民对国家的前途也感到十分迷惘。作为演员出身的里根，没有从事具体商业活动的经验，也不掌握精深的经济理论，更没有涉足国际事务的背景。然而，里根却奇迹般地迅速扭转了美国经济乃至国运的颓势，降低了一度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经济也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最高的增长率。在国际政治领域，里根更是凭借自己执着的信念和美国的实力取得了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胜利，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极权主义阵营土崩瓦解。里根在治国上的成就是怎么做到的呢？最近美国有本新书名为《里根之道》，探讨了里根的成就与天道思想的关联。作者认为，里根是个懂得天道的人。他把天道看作是自然法，看作是一套关于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客观真理与客观价值，视天道为一切道德判断的源泉。他信赖每个普通人身上的天分、潜能，并为其发挥创造最大限度的有利条件。1984年，里根总统在访问上海复旦大学所作的演讲一再突出了他与老子的天道思想的根本共识：“我们相信每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尊严。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特殊天赋和才干、每个人自主、自立的权利格外珍视基础之上的。美国的宪法为什么如此特别：因为这是人民给统治者立下的、以防范统治者为目的的宪法，不是统治者领导下为防范人民所立下的宪法。”、“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就是问题”，而这些与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等理念无一不符。这说明，道家思想既是跨时代的，也是跨国界的。不同的是，与老子天道思想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其制度的神髓，并转化为宪政民主体制，虽政策层面偶有偏离，也无伤国本。而在中国老子天道思想只是在社稷在深受暴政荼毒之后的急救包，天道思想最多停留在政策层面（黄老之术），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一旦病情有所好转，老子的天道哲学便被抛到九霄云外。所以，美国的强盛持续不衰，而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昙花一现。
六、违背道家治国原则的后果
　　无论老庄派还是黄老派，都要求政府清净无为，最大限度地约束政府的公权力，这样才能有良好的治国效果。然而，公权力总是掌握在具体的个人手中，免不了治国平天下的冲动，以及各种利益和欲望的干扰，所以公权力总有扩张的倾向，一旦失去约束，就会酿成大祸。而这又表现为下面几种情况:
1、初衷很好，但不是向民众放权，靠民众的自化自为逐步实现目标，而是妄图依靠各级官吏快速推进自己的理想，即所谓的仁政，结果给了各级官吏寻租和折腾民众的机会，最后沦为暴政。如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都是如此，结果全部以失败告终。比如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本义是为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打击强势阶层，保护弱势群体。由政府来根据各地商品价格不同，亲自长途贩运，损有余以补不足，以期起到稳定市面价格的作用。但该政策到了一些官员手中，却不顾价格一味转运，重重盘剥，岂止起不到平抑物价的作用，简直就是各地价格动荡的罪魁。青苗法同样如此，本来政府是想在收割前农民青黄不接时给予“低息贷款”，等收获后收取低于市场的利息，于国于民双益。但现实情况是，官员为政绩强迫农民借款，并且借款利息高过市场，除了中饱私囊者之外，朝廷与农民双输。政策大面积扭曲的结果是，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甚至豪强与官员串通一气，农民多了一重盘剥者。根本问题在于，在这样的传导过程中，政策遭到扭曲几乎是必然的。
2、自以为自己雄才大略，不知道清静执政，滥用民力、大兴土木；穷兵黔武，开彊拓土；四处巡游、穷侈极欲。如秦始皇、汉武帝、诸葛亮、隋煬帝、乾隆等都是如此，结果国力都是由盛转衰，甚至二世而亡。比如汉武帝，至今很多人认为他雄才大略，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皇帝，然而事实是随着七国之乱的平息，推恩令的实施，以及军功阶层的衰落，汉武帝皇权独大，再也不能容忍黄老道家对自己的约束，外施仁义内多欲的他转而独尊儒术，开始以仁政的名义扩张公权力，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破坏法治、摧毁民营经济，全国人口半数死在他手里，幸亏晚年改弦易张，否则就是秦始皇第二。
3、为了强国、治安、敛财等需要，政府完全违背“我无为而民自化“的原则，大肆加强国家垄断，摧毁民营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如汉武帝的告缗令和盐铁专卖政策、明清民间禁海令、洋务运动、抗战中期国民党经济统制政策等，均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打击。比如抗战初期，由于一时顾及不上，加上国际交通阻滞，外货来源告断，沦陷区人口、资金大量向内地转移，军需民用消费量大增，所以内地民营工商业迅速发展，堪称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又一个黄金时代。1939年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以前迫不得已的无为而治结束，国民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全面干涉，国有企业（即官僚资本）四处扩张，不久民族工业开始走下坡路，新设立工厂数减少，规模也越来越小；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的390家会员厂中仅存100家，而开工者只20家。民营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国营资本也不争气。1942年后，国统区的国营资本尽管不断膨胀，但效率和效益却极差。资源委员会154个所辖企业的财务报告显示，抗战期间28%的企业亏损，25%的企业利润低于5%。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产业，加上收购的民营资产，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资产已占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但这些资产的经营状况极不健康，随着内战的进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成为民国政府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如此，西方也一样，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导致了1929年大危机和大萧条，事后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强力干预经济，结果危机迟迟无法过去，直到二战爆发才得以缓解，战后美国更是以凯恩斯主义为救命稻草，不断大规模地干预经济，结果造成了长期的滞涨现象，直到里根执政才从泥潭中走了出来。到了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再次错误地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并为了博取名声，不顾自由市场规则，开始以“仁政”的名义对“穷人”进行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结果酿成了至今仍在蔓延的金融危机。而日本和欧盟的一些国家，则因为在许多方面国家大包大揽，陷入了卯吃寅粮的深重危机。可见，违背了道家治国的原则，无一不造成严重的后果。
　　七、道家治国的前景
　　道家思想刚刚诞生的时候，和诸子百家一样，也是把重点放在政治经济等国家大事上的，不久，黄老道家还在当时的齐国和后来的西汉王朝中受到重视，并大显身手，只是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逐渐退出政治经济等领域，转而在个人修养以及艺术科技宗教等领域内发挥作用。到了晚清，西学随着坚船利炮传入中国，儒家独尊局面逐渐被打破，包括道家在内的百家诸子学说也开始复活，但是不久，它们和儒家一起，被革命风暴扫入了垃圾堆，不但退出了政治经济等关键领域，就连艺术科技和宗教领域也难找安身之所。
　　
　　文革结束后，被历次运动折腾怕了的中国人，借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机会，部分地回归了黄老道家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政治路线，禁锢了已久的民间活力便如火山般地喷发出来，除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思想界也活跃起来：先是饥不择食地学习西方思想，接着是传统文化的回潮，再下来则是自由主义、新儒家和民族主义三足鼎立。同时，道家思想和道教信仰重新受到重视，当代道家也开始崭露头角，并有了一定的声势。在这种背景下，当代道家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凸现了出来。
总而言之，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道家治国并不是一句空话。按照道家的原则治国，社会文化就能繁荣，否则就后患无穷。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初期，香港金庸先生就对邓小平说：“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邓小平当时也认同这种看法，说：“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社会发展有好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也基本上暗合了黄老道家的执政理念，并造就了此后几十年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也有了初步繁荣，但许多问题同时也出现了，为此，美国学者邓正莱认为，回归道家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需要信奉和拓展老子的思想而回到本国的自由传统，并借鉴香港——自己国家的特区的自由发展经验，同时从自己的传统和西方中获得教益。其实，道家治国理论不仅对中国社会转型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西方世界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精髓是对公权力的制度性约束，即宪政，但是公权力扩张却无孔不入，即使现在西方许多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随意侵犯公民自由，也不能随便加税和削减福利，但公权力却找到了另一个扩张方向，那就是肆意扩大财政赤字，造成卯吃寅粮的严重问题，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民主转型后，也遇到了一系列困境。面对这些困境，人们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而在这些方案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在进一步限制公权力基础上的新公民运动，其具体内容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共同努力，培训新一代的社区组织者，让他们来协助建立街道组织、在有关当地规划的问题上给与社区更大话语权。鼓励志愿活动和参与社会行动，支持合作组织、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更多地参与公共服务管理。将来自休眠账户的资金导入新成立的“大社会银行”，为街道组织、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提供资金。通过“新信息权”计划，让公民可以更多地获得由政府掌握的数据，确保政府信息公开。一句话，就是要限制公权力，让人们不再总是向官员、政府寻求答案，而是让他们感到既有自由、又有权力来帮助自己和自己的社区。而在对公权力的约束方面，还有比道家的无为而治更彻底的吗？同时，所谓的新公民运动，不是和民自化的理念有很多相合之处吗？所以道家“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等治国理念，至今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总而言之，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道家治国并不是一句空话。按照道家的原则治国，社会文化就能繁荣，否则就后患无穷。所以道家“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等治国理念，至今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总而言之，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道家治国并不是一句空话。按照道家的原则治国，社会文化就能繁荣，否则就后患无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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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哲学史(全两册)，冯友兰，商务印书馆
4、老、庄与道家的社会理想及其批判意义http：//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212326
5、孙大午：乌托邦与桃花源http：//http://talk.163.com/06/0707/11/2LE3M38200301IJ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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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论胡适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开创性贡献，谢昭新，《江淮论坛》，2012年1期第149～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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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老子是自由经济的鼻祖http：//http://www.blog.ccoo.cn/nbk1/lshow.asp？id=477162&uid=93759
14、“辅”——因循哲学的始发论，许建良，《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3期
15、《黄老学论纲》，丁原朋，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六章
16、竞争与合作——动态博弈模拟http：//http://www.swarmagents.com/complex/bottomup/pdcellular.htm
17、论稷下黄老学在齐国的形成条件及其发展，危琼辉，夏赛兰，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5期
18、杨增新是怎样治理新疆的，伯声，天山网
19、中国的前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JamesA.Dorn，秋风译自CatoJournal，Vol.18，No.1http：//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3bf39b0100sshb.html
20、张维迎：政府的不当政策造成了经济危机http：//http://finance.jrj.com.cn/people/2009/02/1617193585456.shtml
21、33岁华裔担纲英国“新公民运动” http://world.people.com.cn/GB/11729983.html

伟英

这么好的文章竟然没有评论

混沌太极学术研究院

所以现在的郭嘉背道而驰了吧？

江海不逆小流

有点过分偏爱，啥漂亮衣服都往上面套了

潮人酒庄

你不会是就是19.2.3版百度“道家”词条的编辑者吧？

谢卫东

是的

紫翩逝舞

晕啊，佩服佩服，叫你一声老师你值得拥有。谢谢你的作品，给我了很大的启发。

岳扬霸

果然是通道之人啊，世界太小啦哈哈哈

燃烧的廣州

呃，不是，我的意思是师兄，师兄……

迪士尼在逃驸马

你是？☺